目的 调查分析新冠疫情后医学生群体的情绪反应和职业认同感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读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情绪状态,并与疫情前刘伟等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研究共纳入100名医学生,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后,职业认同平均分为(3.85±0.54),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职业行为和职业期望分别达到了(4.05±0.51)和(4.21±0.61),属于较好水平。与疫情前相比,职业行为有明显升高(4.05 vs. 3.84)。同时,研究发现职业认同感与负面情绪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表明职业认同感越强的学生产生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更低。
结论 建议高校监测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状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职业认同感,坚定医学生从事医疗相关事业的决心和认知,可能利于缓解医学生群体的不良情绪反应。
目前,COVID-19在我国已进入“乙类乙管”防控阶段。既往研究调查了在疫情前和疫情下医学生群体的情绪反应和职业认同感,基于当前环境,医学生们在经过了疫情后,其职业认同感和负面情绪的变化有待研究[1-4]。本研究旨在调查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部分医学生在疫情后的职业认同感和情绪反应变化情况,以期为高校医学生教育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23年3月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全体在读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按本科生80%、研究生20%的比例进行分配,共发放问卷108份。纳入标准为自愿参加本研究的医学专业学生,排除生物研究相关专业及其他非医学专业学生。本研究已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NO. 2023/177),并获得参与学生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对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以各亚专业为单元,由年级组长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该年级中抽取学生发送在线问卷的二维码进行调查。为保证问卷质量,本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①为保证样本真实且唯一,问卷调查需手机认证;②为避免重复回答,一个ID只允许回答一次;③人工检查,剔除消极作答或乱答的不合格问卷。
1.3 资料收集
问卷内容包括研究者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学历、专业、政治面貌、家庭情况)、对COVID-19的关注、参与抗疫的情况,以及职业认同感和抑郁、焦虑、压力等不良情绪状态。
目前对于职业认同感尚无统一的量表标准,经过研究团队的调研和评估,本研究采用刘伟等设计的问卷,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克朗巴哈系数为0.891)[5]。问卷共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承诺、职业行为、职业期望和职业价值观6个维度,共22个条目。其中职业认知、职业期望和职业价值观各包括3个条目,职业情感2个条目,职业行为7个条目,职业承诺4个条目。各条目根据符合程度,分别赋予1~5分的分值,得分越高,代表职业认同感越高。维度得分为该维度所包括条目的平均分,总平均分为全部22个条目得分的平均分。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是刘伟等设计的问卷并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标准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将各维度得分情况与疫情前刘伟等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以初步探究疫情前后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变化。
采用国际通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DASS-21)测量研究对象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状态,DASS-21包含21个条目,从不符合到总是符合分别赋予0~3分[6]。条目1、6、8、11、12、14、18用于评估压力,得分≤14分为正常,≥15分为检出组;条目2、4、7、9、15、19、20用于评估焦虑,得分≤7分为正常,≥8分为检出组;条目3、5、10、13、16、17、21用于评估抑郁,得分≤9分为正常,≥10分为检出组。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职业认同感得分采用均数和标准差(x±s)表示。运用GraphPad Prism 8.0.2进行未配对的t检验以比较疫情前后职业认同感各条目得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压力、焦虑和抑郁的不良情绪,根据是否检出分为两组。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状态的独立影响因子,将单因素分析P<0.1的因子纳入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采用OR值及其95%CI评估各因子与不良情绪状态的关系。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8份,回收108份,剔除不合格问卷8份,共获得有效问卷100份,有效问卷占比92.6%。其中男生48名、女生52名,平均年龄(21.18±2.08)岁,本科生83名、研究生17名,临床专业学生73名、口腔医学生11名、其他医学相关专业学生16名,大部分(66%)学生来自城市、其余来自农村,18%学生直系亲属为医务工作者(表1)。
2.2 专业自我认知
大部分(67%)医学生认为医学专业符合(比较符合与完全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16%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较迷茫,17%的医学生表示医学专业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此外,大多数(91%)学生表示未来愿意从事临床或医学相关工作,仅少数(9%)学生打算从事其他与医学无关的工作;表明绝大部分医学生选择医学专业仍然是符合自己的职业追求和初衷的(表2)。
2.3 医学生对待疫情的态度
大部分(93%)医学生认为COVID-19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他们对于疫情进展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78%),且超半数(54%)学生主动参与了抗疫一线工作及志愿者活动,近半数(45%)学生还表示日后遇到类似疫情仍愿意主动前往一线(表3)。
2.4 新冠疫情后医学生职业认同整体现状
医学生群体各亚组的职业认同感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详见表1。职业认同总平均分为(3.85±0.54),其中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承诺、职业行为、职业期望和职业价值观六个维度得分分别为:(3.34±0.90)、(3.87±0.95)、(4.05±0.51)、(3.75±0.82)、(4.21±0.61)、(3.65±0.97)。
与疫情前刘伟等[5]的调查结果相比,医学生的职业情感(4.12 vs. 3.87,P<0.05)、职业价值观(3.92 vs. 3.65,P<0.05)及职业承诺(4.10 vs. 3.75,P<0.05)降低比较明显,而职业行为有明显升高(3.84 vs. 4.05,P<0.05),职业认知(3.47 vs. 3.34,P>0.05)和职业期望(4.27 vs. 4.21,P>0.05)无明显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后各维度得分最高的是职业期望,依次是职业行为、职业情感、职业承诺、职业价值观,最低的是职业认知。疫情后医学生职业认同中得分最高的条目分别为医生应有熟练的临床操作技能(4.53±0.63)、对待临床工作态度严谨(4.49±0.66)、医生应接受人文素质教育(4.31±0.78),得分最低的条目为医生的薪酬水平比较高(2.87±1.10)。各条目得分与疫情前刘伟等[5]相比的差异见表4。
2.5 医学生职业认同感与疫情后心理情绪状态相关性
对于疫情后医学生的心理情绪状态,压力检出率为28%,得分为(3.71±0.62);焦虑检出率为42%,得分为(3.68±0.62);抑郁检出率为41%,得分为(3.68±0.62)(表5)。相关性分析表明职业行为与焦虑(r=-0.271,P=0.006)、抑郁(r=-0.326,P= 0.001)和压力(r=-0.290,P=0.003)呈明显的负相关性;职业期望与抑郁情绪也有明显负相关(r=-0.233,P=0.020);总体上职业认同感与抑郁的不良情绪有显著负相关(r=-0.231,P=0.021)(表6)。
2.6 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医学专业是否与自己职业规划相符合、未来工作打算、对新冠肺炎关注度、新冠肺炎期间社会工作承担情况及职业认同感是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而性别、医学专业是否与自己职业规划相符合、未来工作打算以及职业行为是压力的预测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学专业是否与自己职业规划相符合、未来工作打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度及新冠肺炎期间社会工作承担情况仍是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此外职业行为也是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OR=0.070,95%CI(0.006,0.900),P=0.041];疫情对生活的影响可能与抑郁的情绪有关;而性别以及未来工作打算是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表7)。
3 讨论
研究显示,医学生对于自己就读专业的选择是满意的,91%的医学生未来打算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或从事医学相关专业工作,50%的医学生在疫情期间主动报名参与抗疫活动,并且有54%的人主动参与了抗击疫情相关的工作,表明医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能够履行作为医学生的责任、承诺和使命。高校应该继续以此为契机,加强职业教育,提升医学生职业认同感。
疫情前,医学生的职业情感和职业期望得分最高,职业认知最低[5];疫情后职业期望和职业行为得分最高,而职业认知仍然得分最低。研究结果说明,医学生总体职业认同感中等偏上(>3分),其中职业期望和职业行为达到了比较认同(4分)的水平,说明医学生总体对未来所从事职业具有较好的期待和较强的意愿,并能较好地履行以达到职业目的。而职业认知维度得分仍然最低,意味着医学生对于医学职业性质和环境认知仍然存在偏差。可能与近年有关医务工作者的诸多不实报道有关。针对这一情况,建议加强媒体监管和引导,相关媒体应主动肩负社会责任,客观地报道事实,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医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引导医学生建立正向积极的职业认知。
而在职业认知维度中得分最低的条目为“医生的薪酬水平比较高”(2.87±1.10),也是所有条目中得分最低的,同时“医生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得分也属于倒数(3.47±1.03)。由于医学生培养周期较长,前期收入甚至仅能满足日常生活,因此医学生普遍对于收入的期望比较悲观。由于医疗资源的紧缺,加之一些有关医患矛盾的报道,使得医学生对于医生社会地位的认知偏低。在职业行为中,“医生仅仅是一种职业”的得分仅为(3.00±1.32),为倒数第二的条目。实际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大多数医学生选择医学专业主要源于内心的热爱和情怀,而非仅仅把医生当成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和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可以更好地帮助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成就感。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与负面情绪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表明职业认同感越强的学生产生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更低。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越强,越能够坚定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和目标,消除迷茫和不稳定的情绪因素。当然,影响中国医学生的负面情绪的因素非常多[7-8],既往研究也表明职业态度是医学生焦虑水平的预测因素[9]。同时,我们也发现本研究调查对象群体经历疫情后,伴有不良情绪的比例也有一定程度升高,可能与发生新冠感染有关[10-11]。因此,仍然需要从各个层面培养和提升医学生的心理品质[12]。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评估量表无统一标准,因此本研究经过讨论和评估后采用了刘伟等[5]设计的量表,并且与其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以评估疫情前后的变化。虽然两项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为医学生且采用了相同的评估量表,但样本来自不同的学校和单位,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得到的结果证据力度降低;此外,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未来仍需更大范围和大样本的调查来进一步验证。
综上,在高校教育中建议增加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缓解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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