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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影响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因素进行范围综述，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技术为相关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CINAHL数据库中有关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4年5 月7日，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及质量评价，并对纳入文献进行汇总和分析。
结果 共纳入41篇文献，主要涉及乳腺癌、宫颈癌等。大多数癌症患者益处发现水平不高，其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疾病相关因素、心理学因素以及其他因素。
结论 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需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以挖掘益处发现的共性问题，探索各影响因素与益处发现之间的路径关系，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框架，提高癌症患者益处发现水平。
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据统计，202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数近1 930万，预计2040年全球癌症负担将增至2 840万[1]。癌症的诊断及相关治疗作为一种压力源刺激，会给患者带来癌痛、疲劳等生理功能障碍及多种负性情绪，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2]。益处发现指个体在积极应对外界不良环境时所采取的一种认知适应方式，包括个人、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积极改变，是个体在逆境中获得积极成长的过程[3]。压力与应对理论认为，个体感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与其应激情境的认知评价有关[4]。益处发现在改善癌症患者的身心健康结局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即可以通过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增强免疫防御能力、提高疾病适应性，促进患者康复[5-6]。本文基于Arksey等[7]提出的范围综述报告框架，对国内外益处发现的研究现状、影响因素、评估工具进行汇总分析，为今后开展针对不同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研究及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构建综合性心理护理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为癌症患者；②研究主题为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现状、影响因素；③研究方式为使用工具测量患者的益处发现或采用访谈法描述患者的益处发现；④研究类型为原始研究。排除标准：①非中、英文文献；②重复发表文献；③综述或会议摘要；④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PubMed、Embase、CINAHL、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Scopus、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4年5 月7 日。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检索方式，英文检索词包括neoplasms/neoplas*、tumor*/cancer*/carcinoma*/malignan*/malignant neoplasm、benefit finding/caregiving benefit/perceived benefit/positive feelings/make meaning；中文检索词为癌/肿瘤/癌症/瘤以及益处发现/创伤后成长/疾病获益感/发现意义/积极感受。以PubMed为例，具体检索策略见框1。
1.3 数据提取与分析
采用EndNote 20软件对文献剔重后，由两名研究员独立阅读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再阅读全文二次筛选，提取数据并核对，若遇异议，则由第三人决定，确定最终纳入文献。由于纳入文献的研究类型和癌症种类不同，结局指标的测量工具不一，无法对数据进行荟萃分析，因此采用定性方法对结果进行分类描述。资料提取信息包括作者、发表年份、国家、疾病类型、研究类型、测量工具、样本量、影响因素。
1.4 文献质量评价
横断面研究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荐的AHRO评价标准[8]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包含11项内容，若项目评估为“否”或“不清楚”则计为0分，评估为“是”则计为1分，总分0~3分为低质量、4~7分为中质量、8~11分为高质量。队列研究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9]进行质量评价，共包含8个条目，涉及研究人群选择、组间可比性和结果测量三个方面，总分为9分，0~3分为低质量、4~6分为中等质量、7分以上为高质量。质性研究采用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10]独立进行评价，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评价文献质量，当意见不一致时，与第三名研究者共同讨论决定，评价内容共10项，每项均以“是”“否”“不清楚”进行评价，研究质量分为低、中、高3个等级，分别为完全不符合、部分符合、完全符合。
1.5 益处发现测量工具
益处发现测量工具主要为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和益处发现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s，BFS）。1996年，Tedeschi等[11]编制了PTGI，旨在评估应对创伤性事件时报告的积极变化程度，量表涵盖5个维度和21个条目。BFS由 Antoni等[12]于 2001年专为乳腺癌患者设计，内容包含生活接纳度、人际认知及人生宗旨等方面；2004年，Tomich等[13]进一步改进了量表，简化为单维度，包含20项，旨在评估诊断后三个月以上的乳腺癌患者益处发现程度，采用四分制进行评分；同年，Mohamed等[14]将BFS量表分为4维度10个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2005年，Urcuyo等[15]将BFS修订为6条目量表，在乳腺癌中有良好的适用性；2006年，Tomich等[16]将BFS修订为14条目单维度，以测量癌症患者益处感知的程度，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 2008年，Weaver等[17]将BFS由6个维度修订为22个条目；2010 年，Rinaldis等[18]编制了16条目BFS量表，用以评估大肠癌患者的益处发现；2014年，胡晔等[19]对BFS进行汉化，评估对象为患病超过3个月的乳腺癌患者，共19个条目，总分为19~76分； 2015年，刘谆谆等[20]经跨文化调试，将BFS转化为6维度22条目量表；2015年，Wang等[21]将BFS汉化为中文版，即单维度17条目量表，采用5分评分法，信效度优异；同年，吴臣等[22]将其汉化为感知益处量表，用于评估患者的积极体验。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共检索到文献2 142篇，去重后剩余1 525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文献41篇。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与文献质量评价
共纳入41篇文献，包含定量研究40篇和定性研究1篇，其中中文文献21篇、英文文献20 篇，研究区域分布在中国（n=30）、德国（n=3）、美国（n=3）、澳大利亚（n=2）、荷兰（n=1）、英国（n=1）、新西兰（n=1）。发表时间跨度为2011—2024年，样本量为21~6 952例。研究类型主要为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涉及肿瘤放化疗患者[23]、消化道癌[24]、肝癌[25]、卵巢癌[26]、淋巴瘤[27]、甲状腺癌[28]、头颈癌[29-30]、前列腺癌[31-32]、大肠癌[33-35]、肺癌[36-39]、宫颈癌[40-44]、癌症[45-50]、乳腺癌[5, 51-62]患者。其中33篇为中等质量文献、8篇为高质量文献。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及文献质量评价结果见表1。
2.3 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测量工具使用情况
纳入的研究中，3项研究分别使用了6项BFS[5]、14条目BFS[34]及16条目BFS[35]，3项研究[24, 43, 62]使用17条目BFS，16项研究[23, 25, 27, 40-42, 51-60]使用19条目BFS，3项研究[26, 54, 61]使用20条目BFS，8项研究[28, 33, 36-38, 45-47]使用22条目BFS，1项研究[48]使用感知益处量表，1项研究[39]使用PTGI，其余研究[29-32, 49]使用德国版BFS。
2.4 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对比见表2，涉及人口学因素、疾病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及其他方面。不同类型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见表3，涉及影响因素最全面的为乳腺癌，之后依次为癌症、宫颈癌、肺癌、大肠癌等。
2.4.1 人口学因素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等。3项研究[34, 49-50]显示，性别与益处发现有关；9项研究[23, 27, 32, 36, 41, 50, 57-58, 62]表明，年龄是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9项研究[26-27, 29, 32, 36, 41, 55, 58, 62]指出，文化程度与益处发现相关。婚姻状况[40-41, 55]、退休人群[41]、宗教信仰[61]、月收入[23, 27, 38, 41]、居住地[40]、医保[26, 41, 50]、家庭关系[26]、种族[30, 34]均会影响益处发现。
2.4.2 疾病相关因素
包括疾病分期、疾病严重程度、确诊时间、治疗方式、化疗及并发症等。5项研究[26, 30, 36, 40, 50]指出，疾病分期与益处发现相关；3项研究[31-32, 45]发现，疾病严重程度影响益处发现水平；1项研究[33]显示，疾病症状轻、接受化疗的患者有较低益处发现；诊断时间[50]、治疗方式[36]、卡氏评分[33]、疾病入侵[39, 61]、化疗[61]、病程[33, 40]、转移[26]、癌症压力感知[39]、合并症[33]均是影响患者益处发现水平的重要因素。
2.4.3 心理特征
包括乐观、自我效能、自我表露、心理弹性、希望、抑郁、病耻感等。4项研究[29, 49, 59, 62]显示，乐观的患者益处发现水平高；8项研究[23-24, 43, 51-54, 56]表明自我效能是益处发现的保护因素；4项研究[37, 40-41, 52]发现心理弹性有利于益处发现；2项研究[28, 54]显示，自我表露与益处发现呈正相关；希望[27, 38]、连贯感[28]、高侵入性思维[49]、气质混合型[33]可能影响益处发现水平。负性情绪，如抑郁[5, 32, 48, 53, 55]、病耻感[42]、疾病感知[28, 39]、心理痛苦[33-34, 47]是益处发现的危险因素；1项研究[31]显示，心理痛苦促进益处发现。
2.4.4 社会环境因素
包括社会支持、社会限制、情感支持、生活质量、亲密关系等。14项研究[24, 27, 35, 37-38, 41, 44-46, 49, 52-53, 57, 62]表明，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水平有关，社会限制[49]、情感支持[29]、社会功能及疲倦[23]、时间推移[48]、生活质量[30]、照顾者[58]、与伴侣生活[29]、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43]、亲密关系[51, 54]均是益处发现的重要影响因素；1项研究[43]指出，症状负担与益处发现呈负相关。
2.4.5 其他因素
包括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应对方式、锻炼时间、自理能力、保乳、认知评价等。接受、重新关注计划[24]、积极情绪[56]、面对或回避应对[5, 47, 59]、方法或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应对[35, 39, 60]、积极应对[60]、锻炼时间[40, 45]、生活完全自理[58]、保乳[55, 58]、正向认知评价[44]、善于反思病因，获取疾病知识[44]均影响益处发现。回避应对[45]、屈服应对[47, 57]、侵袭性症状[59]、威胁评价[35]是益处发现的主要影响因素。
3 讨论
由于益处发现的测量工具、条目数、分值划分不同，患者样本量不一致，使得纳入研究的益处发现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人群益处发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目前，癌症患者益处发现常用量表包括19项及22项版本BFS。
本研究发现，在人口学上，收入水平、婚姻及家庭关系对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结论一致，但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与其关联仍存在差异。两项研究[34, 49]发现女性益处发现水平更高，与张海茹等[6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女性倾向于采取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且遵医性优于男性有关。Liu等[50]发现男性头颈癌患者益处发现水平更高，原因可能是放疗导致患者面颈部形象改变，女性较男性更关注外貌，提示要对女性患者提供心理支持；而王丹阳等[64]发现性别与益处发现并无关系，这可能与研究对象中男女比例不同有关，提示未来在选择样本时需考虑男女比例。大部分研究表明，年轻患者生活负担小，抗压能力与承受痛苦能力较强，益处发现水平较高；而高龄患者因机体衰老，经历与健康相关生活事件数量较多，导致益处发现水平下降[50, 58]。但也有学者认为，年龄越大，人生阅历越丰富，越能接受生活中的变故，也越容易发现益处[27, 65]。有研究显示文化程度高的患者益处发现水平较高[24]，与Jansen等[66]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究其原因，高文化程度患者获取疾病信息渠道较多，减少了盲目恐惧，从而发现更多有益面[27]，而低文化程度患者成长空间更大，面对创伤事件可能会采取宗教应对的方式[66]，提示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文化程度制定健康宣教方式，增强其治疗信心。因此，在开展研究时应充分考虑混杂因素，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心理干预。
有研究表明，早期癌症患者因症状轻及生存预期高，能积极面对生活，其益处发现水平高 [36]；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晚期癌症患者可能因身心痛苦而重新审视信念，努力寻找益处[30, 67]。贾磊[33]发现疾病越重，患者负面情绪会增加，使其难以发现益处；Qiu等[45]发现疾病严重性与益处发现呈正相关，原因可能在于患者的主观感知与疾病病理阶段不同，该差异可能是因为研究是在疾病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时间点上测量的益处发现。在乳腺癌和女性结直肠癌患者中，诊断时间与中高益处发现呈正相关，但在男性结直肠癌中呈负相关[50]，原因可能是女性经历的生活事件与身体变化有关，如分娩或更年期等，其可能更敏感地感知到压力的变化，并对创伤经历有更多的心理和生物反应，而男性结直肠癌患者在诊断时已为晚期，且病情进展迅速、治疗依从性差，其益处发现水平较低。病程长的患者因应激事件作用减弱，益处发现水平较低[40]，然而，Garland等的研究发现，病程与益处发现水平呈正相关，因患者通过信息搜寻及疾病知识扩充等途径来减轻心理压力[68]。复发、转移、有合并症常导致患者产生恐惧，增加其负担，使其很难看到疾病积极的一面。化疗时患者会出现紧张感[48]，这会影响其应对能力，进而影响益处发现。但另有学者发现，化疗次数越多，益处发现水平越高[30]，原因可能是随化疗次数的增加，患者对癌症接受度逐渐增强，重获了战胜疾病的信念。因此，医护人员需重点关注接受化疗者的治疗副作用及感受，并针对其症状提供个体化管理建议，给予健康教育，按时评估病情，增进益处发现。
本研究还发现，积极态度有助于患者应对疾病挑战，提高生活满意度，促进益处发现；相反，消极态度可能导致抑郁及病耻感等，阻碍益处发现。自我表露能增强自我意识和控制感，进而正向预测益处发现：混合质型患者能平和面对疾病，益处发现稳步提升；抑郁质型患者则较孤僻敏感，益处发现水平较低。牛杰等发现，C型人格行为模式是患者益处发现的危险因素，会降低机体免疫力[69]。心理弹性、希望等正向评价有助于患者接纳疾病，提示医护人员应多关注悲观情绪较多的患者，鼓励其表达内心想法，深入挖掘患者的心理变化，采用认知行为治疗、积极心理干预等方法，激发其内在力量，增加益处体验。
高社会支持患者益处发现水平较高，因家庭给予更多精神支持和生活照顾，可以鼓励个人寻找优势，提高社会适应性，提示医护人员需满足患者情感与信息需求，提供诊疗信息、照护经验分享等支持。高度亲密关系有助于患者适应疾病，减少心理痛苦[38]。必要时可采用以夫妻模式为基础的相互沟通干预[70]，为患者提供指导策略。医护人员要引导患者寻求社会支持网络，减轻其孤独感；同时需加强公众对癌症的认知，提高社会对患者的接纳度，减少不必要的歧视。
综上所述，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涉及社会人口学、疾病特征、心理特质等多方面，医护人员应评估患者益处发现的程度，协助患者建立自我认知，积极面对现实生活。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仅纳入中、英文研究，存在语言偏倚，影响因素可能受到个体认知水平、社会经济水平等影响，且本研究未进行荟萃分析；二是纳入文献的指标缺乏客观指标的检测；三是纳入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研究证据说服力有待提升。建议未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纵向及干预性研究，明确其动态变化，深入研究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同时开展质性研究了解患者益处发现体验，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为提高生命质量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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