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中国1990—2021年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现状与变化趋势，确定重点防控人群，并预测2022—2035年的变化趋势，为制定紧张性头痛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基于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GBD 2021）数据库，获取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数据，包括发病率、患病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等指标。利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并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yesian age-period-cohort，BAPC）模型按年龄、性别分层对中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估。

结果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发病数、患病数和DALY增幅分别为32.61%、39.08%、46.32%，均呈上升趋势。男性与女性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在30~34岁和70~74岁年龄组分别出现上升拐点，呈现双峰分布，并在≥95岁年龄组达到峰值；DALY率在40~44岁年龄段达到峰值。1990—2021年女性DALY、发病率和患病率均高于男性。预计2022—2035年，中国居民的紧张性头痛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将持续上升，但整体波动幅度较小。

结论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上升，预计至2035年，中国居民的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将持续加重，应采取全面预防措施，重点关注女性群体，并建立有效的防控体系。

紧张性头痛是临床常见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涉及心理和生理等多种因素。研究表明，心理应激（如压力、焦虑）和生理因素（如头颈部肌肉持续收缩、姿势异常等）是紧张性头痛的主要诱因[1-2]。该疾病以双侧轻中度压迫性头痛为特征，常伴随颈肩部肌肉紧张，显著影响患者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紧张性头痛全球患病率高达26%[3]。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21，GBD 2021）数据进一步证实，紧张性头痛在神经系统疾病负担排名中居前列[4]。紧张性头痛已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不仅导致巨大的直接医疗支出，还造成严重的生产力损失[5]。然而，当前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青少年群体，缺乏对全年龄段人群的数据分析；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以横断面调查为主，缺乏长期的动态监测数据 [6]。因此，本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库系统分析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患病率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的变化趋势，并对2022—2035年疾病负担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我国紧张性头痛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GBD 2021数据库[7]。为估算中国的疾病负担，GBD 2021数据库通过标准化方法整合了中国多源异构数据，包括中国疾病监测系统、中国妇幼卫生监测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报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及人口普查数据等。在此基础上，GBD 2021数据库采用了一套标准化流程进行数据处理，其核心步骤包括数据清洗（如缺失值填补与异常值校正）、统一疾病分类（基于ICD编码映射）、年龄-性别分组标准化，以及利用贝叶斯统计模型调整数据偏差，最终通过DisMod-MR等工具进行跨数据源一致性评估，以确保疾病负担估算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针对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数据进行分析，所使用的ICD-10编码为G44.2。在GBD 2021数据库中的具体筛选策略如下：病因选择“Tension-type headache”；性别选择“both”“female”和“male”；年龄上以5岁为间隔进行分组，范围从0岁至95岁及以上。此外，本研究采用的人口预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和《世界标准人口分布》。

1.2 疾病负担指标

选取发病率、患病率、DALY及其95%不确定区间（uncertain interval，UI）来评估1990—2021年我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采用《世界标准人口》对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进行调整。为评估紧张性头痛在一段时间内的趋势变化，使用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来描述ASIR、ASPR及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变化速率[8]。

1.3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

采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建立疾病趋势预测模型。该模型基于Poisson分布，同时调整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三个因素，以估计这些因素对紧张性头痛发生风险的影响。使用Poisson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内源估算子求解，并通过赤池信息准则、贝叶斯信息准则、偏差和对数似然比来评价模型的拟合程度。在模型中，计算得到的系数用于评估风险：系数小于0表示风险降低，大于0表示风险升高，且数值越大风险越高。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Y=μ+X_α+βX_P+γX_C+ε

其中，Y表示紧张性头痛的发生率；μ为截距或紧张性头痛发生率的调整均值；X_α为年龄效应，βX_P为时期效应，γX_C为出生队列效应，ε为残差。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主要通过净漂移值、局部漂移值、时期偏差系数和队列偏差系数来量化某一现象（如疾病发生率、死亡率）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净漂移值反映了某一现象在整体时间趋势上的变化速率，是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综合结果。局部漂移值反映了某一现象在特定时间段或年龄组内的变化速率，可以帮助识别不同时间段或年龄组内的趋势差异。时期偏差系数量化某一现象在特定时期内的偏差程度，反映了某一时期对所有年龄组的整体影响。而队列偏差系数用于量化某一现象在特定出生队列中的偏差程度，反映了某一出生队列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独特经历或暴露对其健康或行为的影 响[9]。

1.4 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分析（Bayesi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BAPC）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年龄、时期和队列因素的影响，常用于预测疾病的发病和死亡趋势。使用对数线性泊松模型，并假设年龄、时期和队列因素之间存在乘法效应。此外，为调整过度离散现象，该模型引入了二阶随机游走模型，公式如下：

log(λ_ij)=α+μ_i+γ_k+β_j

公式中，j表示时间节点，i表示年龄组，α表示截距，μ_i表示年龄效应；β_j表示时期效应；γ_k表示队列效应[10]。

1.5 Jointpoint回归分析

为探究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ASIR、ASPR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使用Joinpoint模型行进分析。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一个长期趋势线通过时间拐点分成若干段，利用置换检验计算显著性联结点的数量，使用蒙特卡洛方法计算P值，并拟合多个线性变化趋势[11-12]。模型主要指标为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与AAPC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3]。当APC＞0时表示发病率逐年上升，反之则逐年降低。当APC=AAPC时，则认为变化趋势单调无转折点。本研究中，Joinpoint模型不仅能反映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整体变化趋势，而且还能识别潜在的趋势转折点，并计算连接点之间每一段的APC。Joinpoint模型使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4.9.0.0软件完成。

1.6 统计分析

采用R 4.3.1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的累积变化率。使用Joinpoint 5.0.2软件计算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标准化发病率、标准化患病率、标准化DALY率的APC、AAPC及其95%CI，检验水准设为α=0.05。利用R 4.3.1软件的BAPC包构建BAPC模型，对2022—2035年紧张性头痛的ASIR、ASPR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进行预测。

2 结果

2.1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总体状况

1990年和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均呈现上升趋势，累计增幅分别为32.61%、39.08%、46.32%。1990年紧张性头痛所致男性ASIR、ASPR和标准化DALY率分别为5 823.82/10万（95%UI：5 041.45/10万~ 6 585.65/10万）、15 321.49/10万（95%UI：13 462.78/10万~17 389.81/10万）、39.92/10万（95%UI：13.17/10万~140.40/10万）。对于女性而言，这三项指标均高于男性，分别为7 143.82/10万（95%UI：6 208.63/10万~ 8 070.91/10万）、19 107.02/10万（95%UI：16 708.49/10万~21 546.14/10万）、43.72/10万 （95%UI：12.86/10万~144.46/10万）。2021年女性ASIR、ASPR和标准化DALY率也高于男性，女性ASIR、ASPR和标准化DALY率分别为7 459.99/10万（95%UI：6 520.24/10万~ 8 453.52/10万）、20 292.27/10万（95%UI：18 007.36/10万~22 987.63/10万）、45.47/10万 （95%UI：13.03/10万~152.73/10万）；男性ASIR、ASPR和标准化DALY率分别为6 274.54/10万（95%UI：5 431.96/10万~ 7 121.21/10万）、16 837.13/10万（95%UI：14 750.15/10 万~ 19 169.77/10万）、41.63/10万（95%UI：13.33/10万~143.34/10万）。从累计变化率来看，男性和女性发病数和患病数的累计变化率相差不大，男性发病数变化率为32.97%，略高于女性（32.31%）；女性患病数的变化率为39.18%，略高于男性（38.96%）；女性DALY的累计变化率为47.62%，高于男性（44.97%），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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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1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状况

  Table 1.Disease burden of tension-type headache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1

  注：累计变化率(%)=[(2021年数值-1990年数值)/1990年数值]×100%；ASIR，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PR，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年龄标准化患病率；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伤残调整寿命年；UI，uncertain interval，不确定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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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的年龄变化趋势

1990—2021年，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在年龄分布上基本一致，呈现随年龄变化的波动趋势。男性与女性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呈现双峰分布，在30~34岁与70~74岁年龄组分别达到上升拐点，在≥95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图1-A、图1-B）。中国紧张性头痛DALY率随年龄变化存在波动，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整体趋势，在40~44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各年龄段女性DALY率均略高于男性（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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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1990—2021年不同性别和年龄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率

  Figure 1.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rates of tension-type headache by sex and age from 1990 to 2021

  注：A. 发病率；B. 患病率；C. 伤残调整寿命年率；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伤残调整寿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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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分析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ASIR和ASPR总体呈上升趋势，AAPC分别为0.22（95%CI：0.08~0.39，P＜0.001）和0.15（95%CI：0.13~0.19，P＜0.001）。其中ASIR在2000—2005、2018—2021年间呈明显上升趋势，APC分别为1.44（95%CI：1.21~1.67，P＜0.001）和0.84 （95%CI：0.48~1.21，P＜0.001）；在1995—2000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APC为-0.19（95%CI：-0.24~-0.14，P＜0.001），见表2、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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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2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

  Table 2.Trends in the disease burden of tension-type headache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1

  注：ASIR，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PR，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年龄标准化患病率；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伤残调整寿命年；APC，annual percent change，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CI，confidence interval，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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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R的变化趋势与ASIR总体相似，在2000—2005、2018—2021年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APC分别为0.66（95%CI：0.44~1.08，P＜0.001）和2.01（95%CI：1.37~2.54，P ＜0.001）；在1995—2000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APC为-0.61（95%CI：-1.04~-0.41，P ＜0.001），见表2、图2-B。综合分析不同时期的疾病负担趋势发现，我国紧张性头痛ASIR与ASPR增长幅度最大时间段分别出现在2000—2005年间和2018—2021年间。

我国1990—2021年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总体呈上升趋势，AAPC为0.34（95%CI：0.23~0.33，P＜0.001），从1990年的41.79/10万（95%UI：13.09/10万~141.41/10万）上升至2021年的43.5/10万（95%UI：13.07/10万 ~ 141.34/10万），详见表1。年龄标准化DALY率在2000—2005、2018—2021年间呈明显上升趋势，APC分别为1.51（95%CI：1.22~ 1.70，P＜0.001）和1.07（95%CI：0.72~1.75，P＜ 0.001），见表2、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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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指标Joinpoint回归分析

  Figure 2.Joinpoin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ension-type headache disease burden indicators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1

  注：A. 年龄标准化发病率；B. 年龄标准化患病率；C. 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AAPC. 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表示AAPC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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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年净漂移值为0.1%（95%CI：0.03%~0.29%）。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净漂移值、局部漂移值、队列偏差系数和时期偏差系数的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即紧张性头痛DALY率的时间趋势在中国居民中时期与队列效应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见图3-A。

2.4.1 年龄效应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年龄效应见图3-B。年龄标准化DALY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曲线在30~34岁年龄组（中心点32.5岁）和65~69岁年龄组（中心点67.5岁）达到高峰，且后者高于前者；在15~19岁年龄组（中心点17.5岁）、55~59岁年龄组（中心点57.5岁）、85~89岁年龄组（中心点87.5岁）出现低谷，其中55~59岁年龄组人群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最低。在89岁以上人群中，年龄标准化DALY率呈现上升趋势。

2.4.2 时期效应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时期效应见图3-C。以2003年作为参考时期（RR=1），1990—1999年总人口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RR值呈现下降趋势；1999—2003年RR值转为上升，说明总人口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与2003年相比先降低后升高，并于2003年达到最高点；2003—2021年总人口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RR值小于1，总体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先慢后快。说明年龄标准化DALY率相较于2003年逐年下降，且后期年龄标准化DALY率下降速度加快。

2.4.3 队列效应

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队列效应见图3-D。中国人群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随出生年份推移大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30年前队列效应波动较小而1930年后波动较大，且在1941年下降到最低。以1952年为参考队列（RR=1），1938年前出生人群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RR值大于1，总体呈下降趋势；1938—1952年出生人群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RR值小于1，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此年龄段出生的人群紧张性头痛年龄标准化DALY率低于1952年出生队列；1952年后出生人群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RR值大于1，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出生年份越晚，年龄标准化DALY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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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

  Figure 3.Age-period-cohort model

  注：A. 净漂移和局部漂移；B. 年龄效应；C. 时期效应；D. 队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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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2—2035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疾病负担趋势预测

2022—2035年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继续呈现上升趋势，见图4-A。从2022年的43.55/10万（95%CI：42.95/10万~ 44.15/10万）上升至2035年的44.24/10万（95%CI：41.78/10万~46.69/10万）。2022—2035年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ASIR和ASPR继续呈现上升趋势，见图4-B、图4-C。其中ASIR从2022年的6 881.02/10万（95%CI：6 779.07/10万~ 6 982.97/10万）上升至2035年的6 975.23/10万（95%CI：6 630.84/10万~7 319.63/10万）；ASPR从2022年的18 611.35/10万（95%CI：18 300.86/10万~18 921.84/10万）上升至2035 年的19 010.94/10万（95%CI：18 044.58/10万~ 19 977.30/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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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基于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2022—2035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准化患病率的预测

  Figure 4.Predicition of age-standardize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rate, 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nd 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 of tension-type headache in China from 2022 to 2035 based on Bayesian age-period-cohort model

  注：A. 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预测；B. 年龄标准化发病率预测；C. 年龄标准化患病率预测；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伤残调整寿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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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紧张性头痛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4-16]，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本研究深入分析了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情况，结果显示我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生活方式改变、电子设备使用增加、睡眠不足及心理压力增加等因素有关[17-18]。长期精神紧张会导致大脑中与疼痛调控相关的神经递质失衡，从而引发头痛症状[19]；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也会导致视觉疲劳和颈肩部肌肉过度使用，进而通过肌肉-筋膜链引发并加重头痛症状[20-22]。此外，缺乏适当休息和锻炼、饮食不规律等因素都会加剧身体和精神疲劳，削弱机体抵抗力，增加紧张性头痛的发病风险[23-26]。

从性别角度分析，发现2021年女性在DALY、发病率和患病率等指标上均高于男性。这一趋势与1990年相比呈现扩大态势，且与现有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一致[27-28]。这可能与女性在育龄期经历的激素变化及社会心理因素有关[29-30]。研究表明，青春期前男性和女性偏头痛的发病率相近，而育龄期女性偏头痛的发病率可达男性的3倍，随着绝经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其发病率也显著降低[31-32]。另有研究表明，45~69岁女性紧张性头痛发病率增加可能归因于更年期荷尔蒙波动[33]。基于这一发现，建议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时加强对女性群体的针对性干预，优化预防和管理。从年龄来看，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呈现双峰分布，高峰分别出现在30~34岁（劳动年龄人群）和95岁以上年龄组（高龄老年人群），DALY率峰值则出现在40~ 44岁。这可能与各年龄段的社会特点与身体状况有关[34]。中青年群体的高疾病负担可能与职业压力、家庭责任等社会心理因素相关，长期应激状态可能增加头痛的易感性[35]；而高龄老年人群的疾病负担加重可能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功能衰退、共病增多及疼痛调节机制异常有关[36]。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群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因此，需要加强老年人群紧张性头痛的早期筛查和综合管理，并针对劳动年龄人群实施相应的压力管理和职业健康促进计划。在此基础上，通过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制定年龄分层干预策略，降低紧张性头痛的整体疾病负担。

本研究Joinpoin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紧张性头痛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均在1995—2018年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形态上类似一个“U”型或“勺型”），并于2000年降至最低水平，且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仍是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与生活方式改变也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性头痛的发病风险[37]。

在本研究的BAPC模型中，时期效应显示，总人口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前期上升可能与社会经济转型期（如城市化加速、工作模式变化）所导致的疾病负担不断累积增加有关，后期下降则得益于医疗条件改善与居民健康意识增强。队列效应显示，1952年后出生人群的疾病风险不断升高，这与全球发病趋势相同[38-39]。1952年后出生的人群在青少年时期疾病风险已经升高，而随着他们逐渐进入老年阶段，其固有的高风险与身体机能衰退、慢性病累积等因素相互叠加，最终增加了老年群体的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从而导致整体DALY率上升[40]。

本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国紧张性头痛的疾病负担特征，构建了相关模型进行流行趋势分析和预测研究，强调了针对紧张性头痛制定防治措施的必要性，并建议了重点关注人群。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所用数据来源于GBD 2021数据库，其研究结果与中国紧张性头痛患病率等数据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偏差，未能完全代表中国不同地区的真实情况[41]。由于缺少中国各个省份和地区的数据，因此无法对疾病负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其次，随着全球对头痛疾病研究的深入，紧张性头痛的定义和诊断标准在未来可能会不断修改，这可能是潜在偏倚的主要原因[42]。未来研究应加强更细致的区域分析，以便制定更具地方特色的预防措施。最后，本研究未进一步对紧张性头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未来应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综合分析。

综上，1990—2021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整体疾病负担呈上升趋势。预计2022—2035年中国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将持续上升，疾病负担将持续加重，且在女性群体中更加突出。目前，有必要采取针对紧张性头痛的预防措施与治疗手段，并建立防控体系。重点加强针对女性的干预策略，从而有效降低我国紧张性头痛的发病率，减轻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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